伊斯兰世界面对的最危险“骗局”

上世纪90年代，我从一家西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里听说，该公司老板要求他刊登招聘广告，尽管当时该公司正面临财务困境并导致员工工资拖欠——后来也只能分期支付。

当被问及此事时，他解释称，潜在的合作伙伴想要投资，而他想卖给他们的是“形式”（即他那人满为患的公司），而不是“实质”。事实上，公司的“实质”停滞不前，濒临破产倒闭。

基于此，这位公司老板抓住了公司在金融和商业领域的“现代性”实践，而不是课堂上学到的哲学理论基础。例如，他根本没读过迪克·希伯奇的《藏在光下》——这本书将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描述为“空洞的流行词”。

因此，如果“现代化”仅仅沦为精英沙龙和白领“知识分子”豪华平台的专属，被禁锢在象牙塔中，沉浸于“精英祭司团”的华丽辞藻和繁文缛节，那就将毫无益处。这将剥夺人们抵御“自卑感”和屈从感的机会，以及由此导致的屈服——沦为全球化消费主义齿轮的奴隶，被商品化，并最终沦为屈从于市场需求的“钱包”。此处，“钱包”的含义超越了其传统范畴，并涵盖了经济、文化、政治以及与土地、历史和身份认同的关系。

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扁平化的世界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融入西方现代性的条件之一，始终是放弃对土地的“执念”，而伯纳德·刘易斯正是用闪烁其词、故弄玄虚的语言表达了这项条件！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强化了这一点——他宣扬世界已经变得“扁平化”，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自愿让步，而这些让步是由市场以及世界各地在土地、身份认同和文化特性方面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正是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在标题中传达的含义，他在该书中声称，这种扁平化使世界更加和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这种美国式的“现代化”背负着“身份认同与土地”的复杂情结，并将经济利益视为对身份认同本质和地理力量的威胁。它与欧洲式的现代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仍在努力克服关于其“犹太-基督教”身份认同以及土地最终归属问题的文化焦虑，而这种焦虑源于欧洲“象征性伊斯兰”的迅速发展。

因此，欧洲学派批评弗里德曼，强调“世界是圆的”而非扁平的。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学派的前教授约翰·格雷所写那样，他批评美国依赖酷刑逼供以从恐怖主义嫌疑人身上获取供词，而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世界并非“一体化或扁平化的”。格雷在接受杂志采访时表示：“引人注意的不是酷刑的回归，而是自由派对酷刑的接受和辩护。”

在美国和欧洲，现代化被用来为“西方侵略”这一道德标榜辩护，而这种侵略已经蹂躏了全世界，背景是西方担心其土地最终会从年迈的白人基督教种族手中转移到更年轻、更富有生育能力、更活跃的穆斯林移民手中。

权力逻辑与软性魅力

在美国和欧洲，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都建立在达尔文主义之上，而达尔文主义已经从一种生物进化论演变为一种扩张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毫不夸张地说，当代西方的现代化——无论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还是经济方面，其实际上都是一种纯粹的达尔文主义建构。它诞生于权力、冲突以及适者生存的逻辑之中，甚至在其最微妙、最吸引人的口号背后隐藏的“优雅”细节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依我之见，除非我们把“现代化”从其高高在上的地位拉下来，使人类自身与其处于“平等”的关系，又或者它从带有神秘精英主义仪式和闪烁其辞、欺骗性语言的“无意识”状态转变为民粹主义意识，否则，“新”人类将无法从这种在与人类自身隔绝的哲学辩论的孵化器中产生的“奴役/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们必须明白，这类似一场纸牌游戏，而只有最强者才能创造意义，书写历史。人们必须在与机构、思想、市场、城市、私立大学、大型超市、虚拟世界以及与普通人所生活的充满同情心的社会隔绝的豪华度假村的任何关系中，发现其意义所在。

如果说“意识”危机阻碍了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理解，那么我们未来还将面临更大、更危险的危机。正如汉斯·弗雷纳赫特在其著作《聆听的社会》当中所说的那样：“在向后工业、机器人和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将进入一个“黑箱”阶段，陷入盲目和不可逆转的混乱。而正如他所说，“即使是你最喜欢的哲学家，甚至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本人，也救不了你。”

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或许能增强我们避免落入它为我们编织的欺骗陷阱的能力。葡萄牙前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布鲁诺·马西亚斯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现代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欲望不受任何外部阻力的世界”，为此，它通过“碾压/力量”或“柔和的迷惑”来攫取这些欲望：它依靠的是形式的力量，而非意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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