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按西方经济学玩下去，美国制造业要输越南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在经济运行中，是需求还是供给更重要？从理论上讲，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正确的废话般的答案：这两者都重要，需求出了问题我们关注需求，供给出了问题我们关注供给……

但在现实世界，你怎么知道现在的问题到底是出在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所以那些影响经济政策的道理，往往都会强调需求或供给某一边的重要性，认为只要解决了一边，另一边自然也没有问题。

对于当代经济学来说，你最常听到的“道理”就是，经济问题来自需求不够，我们需要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的各种方式虽然多种多样，本质上讲不外乎就是多花钱，多发钱。以此类推，他们还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作“温和通胀”：“适度的”通货膨胀不是一个问题，反而说明了市场上需求旺盛，是经济繁荣的体现。

这种道理再推到极致，就是什么“现代货币理论”之类的东西，大家随便发钱，只要需求带动经济，就永远不用担心还钱和通胀的问题。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了，当代经济学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严谨的证明，不是我在这里用“发钱”能够简单概括的。这话没错，但仍然是正确的废话。因为没人真的去在乎经济学理论背后那些前提假设证明推导，不管是政客还是官僚，不管是财经人士还是普通路人，大家想要的是那些简单明了的结论，并用这些结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或者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提到的，所谓的“减税/减福利/减监管救一切”的经济学道理，也就是“供给学派”，之所以在美国70年代后期兴起，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在学术上多么严谨，而是因为这些理论给政客和选民带来的吸引力，以及共和党特别是里根政府的影响。

这样的发展历程同样适用于“供给学派”的对立面，也就是“需求学派”。虽然“需求学派”往往被认为起源自凯恩斯，但我敢肯定，凯恩斯如果知道后世的“需求学派”都在搞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一定会气得爬出棺材。

确实，凯恩斯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指导的“罗斯福新政”，往往被视为解决20世纪美国“大萧条”经济危机的关键，凯恩斯提出靠烧钱来提振经济的主张也往往被后世所引用并沿用，但实际情况是比这流传的简单叙事更复杂的。

当然，关于大萧条的起因和解决，不同的流派有着不同的看法，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凯恩斯和罗斯福的正面作用，但我在这里暂且采用最主流的看法，就是凯恩斯和罗斯福新政是帮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关键。

而凯恩斯在经济危机中最著名的主张，可能就是1936年的《通论》中的这样一段话：

“如果财政部把旧瓶子里装满钞票，把它们以合适的深度埋在废弃矿坑里，并在上面填满城市垃圾，然后让私人企业以自由放任原则来把这些钞票再次挖出来，失业就将不复存在，并且通过后续影响，整个社区的实际收入和资产财富都可能会比实际情况增长不少。确实，更加理性的做法是去做盖房子之类的事情，但如果这样做有着政治或实践上的困难，上述做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这段富有画面感和幽默感的话，流传度远比凯恩斯本人的著作要强得多，而且老实说，里面蕴含的道理可能也比绝大部分后世经济学家要强。

但是，凯恩斯当然不是说什么都对的，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一样。而且即便是凯恩斯，他说这些话实际上是有前提的，是有细节的，也是要放在他的一整套经济学体系之下的。而后世的很多所谓的关注需求的经济学“理论”，或者我们只能称之为言论，甚至都扭曲了凯恩斯当年的分析。

比如凯恩斯从来都不主张靠消费来解决经济衰退，他认为消费所起到的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远不如投资，最关键的是加强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在社会资金短缺的时候，凯恩斯甚至还主张要搞强制储蓄。凯恩斯更不赞成搞大放水，因为滥发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会严重干扰社会财富分配，并且危害社会安全。

凯恩斯在1919年《和约的经济后果》中也有这么一段著名论述：

“据说列宁宣称，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办法是任其滥发货币……列宁当然是对的。在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种种手段中，没有比滥发货币更狡猾、更有效的了。这一过程足以把隐藏在经济规律背后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变成破坏的力量，而且可以做到百万人中竟无一人可以察觉到……”

而讽刺的是，尽管凯恩斯本人对于通货膨胀是非常警惕的，但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之所以在70年代的“滞胀”后逐渐失势，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他们无脑地支持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通胀高企引发民怨。其实去年民主党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失败也主要在于通胀。通胀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往往是高于失业的，因为失业只会影响一部分人，但通胀则会恶化全体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

而之所以后世的“凯恩斯主义者”变成了这样，也是因为凯恩斯的思想流传下来并应用到实践中，总会经历一个“去精取粗”的过程。毕竟对于决定经济政策的政客，以及给政客投票的选民来说，他们要的永远是可以被简单营销的结论，而不是结论背后更加复杂的思考过程。

所以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后的兴起，也有一定的营销成分。其实罗斯福新政的绝大部分政策，并不是凯恩斯的启发，而是美国的学者和官员根据他们自己的经济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凯恩斯的学说与其说是对新政的指导，不如说是对新政的总结和辩护，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但某种理念横空出世拯救世界的故事总是更吸引人的，所以凯恩斯被包装成了明星，他的思想被简化成了“花钱救一切”的教条。而这样的教条流传到后世，被水平远不如凯恩斯的学者们传播，被水平远不如罗斯福的政客们使用，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美国在70年代经历的滞胀，既有外部的石油冲击的影响，也有长期的美国生产力停滞的问题，更有美国政府以错误理念在经济政策上乱搞的问题。

而滞胀得不到解决，就使得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学者和政客的兴起。他们打着“供给学派”的名号，去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所谓“需求学派”，最终取得了主导地位。而正如我早前的文章所写到的，“供给学派”同样被营销成了一种简单的“减税救一切”的教条，构成了长期主导世界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

但无论是美国的“供给学派”还是“需求学派”，只要在实践中把他们当作教条，都跟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供给”和“需求”没什么关系了。比如当前美国经济仍然面临着“滞胀”的前景，正是因为70年代的“滞胀”也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