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杜罗的最后一战：巴士司机对抗帝国

2025年11月，北加勒比海

“杰拉尔德·R·福特”号航空母舰劈波斩浪，驶过加勒比海蔚蓝的海域。驱逐舰和护卫舰为其开路，B-52轰炸机在距离委内瑞拉海岸仅30公里处盘旋，为其提供空中掩护。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将其全球近十分之一的海军力量集中于一个区域，即如今被称为“南方之矛”作战区。

特朗普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称此次行动是一场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的运动，但委内瑞拉人民、全世界，或许还有你我，都知道这是美国多年来以各种方式试图推翻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政府的又一次尝试。

数百公里之外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位身材矮壮的男子站在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府内。尼古拉斯·马杜罗眺望着远方。在白宫的反对者眼中，他是一个“流氓独裁者”和一个“毒枭头目”，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必须除掉他。但在莫斯科、北京乃至德黑兰的盟友，以及那些仍然高呼他名字的乌戈·查韦斯核心支持者眼中，他是胜利的缔造者，“幸存的马杜罗”，政变、制裁和无人机暗杀阴谋都未能撼动他分毫。

这一幕，这位曾经的巴士司机，凭借玻利瓦尔革命登上了委内瑞拉权力的巅峰，如今却站在历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前，这一幕完美地概括了马杜罗的整个故事。

他是一位普通人，在帝国兴衰交替的动荡时期成为了国家元首。他是民众军事革命的继承人，这场革命的领导人乌戈·查韦斯在美国制裁和经济封锁开始扼杀委内瑞拉经济时去世。在他卸任之前，马杜罗接任，而马杜罗被认为是这场革命最后的堡垒，却又试图推翻这场革命。

边缘化的童年

美国媒体对尼古拉斯·马杜罗的传记往往过于简单化，通常从他当公交车司机开始讲起。他的对手以此来贬低他学历不高，而他则以此强调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但事实远比这复杂得多。

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于1962年11月23日出生于加拉加斯最繁华的工人阶级社区之一——埃尔瓦列。他没有像他的前任和导师乌戈·查韦斯那样毕业于军事院校，他的父母也并非左翼学术精英。他的政治意识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委内瑞拉石油繁荣时期，少数人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大多数人则陷入赤贫。

马杜罗的官方传记并未明确提及贫困，但任何去过他出生地的人都心知肚明。棚户区依然依山而建，小巷狭窄蜿蜒，人们拥挤不堪。但马杜罗的家庭却截然不同。他的父亲是一位工会领袖，从小就让儿子接触政治讨论；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这意味着他的家庭虽然有文化底蕴，却丝毫没有奢华可言。

在何塞·阿瓦洛斯高中，马杜罗并非学业上的佼佼者。但他很早就被左翼组织所吸引。十几岁时，他加入了社会主义联盟，这是一个毛主义共产主义组织，反对选举，主张通过耐心渗透无产阶级来实现政治统治。与此同时，马杜罗还是一个名为“谜”（Enigma）的小型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这种艺术与政治的双重性，即使在他成为总统之后，也始终贯穿于他的人生叙事之中。

马杜罗没读完大学，他选择了街头生活。上世纪80年代，这位年轻的司机在加拉加斯地铁开公交车。在那里，在休息区和公交车站，他目睹了人们的生活百态，以及他们对工作、无聊、低工资和政府漠视民众诉求的沉默不满。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今依然让他引以为傲的技能：倾听、接受抱怨，以及在不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化解分歧。

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迅速在地铁工人联合会（SITRAME）中崭露头角。该联合会最初是他与官方工会并行创立的，这体现了他对真正基层组织力量的早期认识。组织工作需要挑战现有的制度框架，并以非常规的方式在公司正式架构之外建立工会。这段组织经验为他积累了宝贵的技能，在他后来遇到领导人乌戈·查韦斯时，这些技能成为了他最宝贵的财富。

他在工会的工作早期就考验了他的谈判技巧，以及他建立基于人际关系和紧密组织网络而非空洞承诺和甜言蜜语的忠诚度的能力。通过这些网络，他逐渐与一小群在营房里密谋策划后来被称为“玻利瓦尔革命运动”的年轻军官——查韦斯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了密切联系。

司机和军官：革命与监狱

1992年2月，一场针对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的政变震惊了委内瑞拉政坛。这场政变由一位名叫乌戈·查韦斯的黑皮肤伞兵领导。政变失败，查韦斯被捕入狱。但在入狱前，这位年轻的军官发表了一段简短的电视讲话，呼吁他的盟友放下武器。他那句话将永远铭刻在委内瑞拉人民的心中：他和他的革命战友们尚未取得胜利。他向同胞们传达的信息是：革命并未终结，只是暂时搁置。

但在入狱前，这位年轻的军官发表了一段简短的电视讲话，呼吁他的盟友放下武器，并说出了一句永远铭刻在委内瑞拉人民心中的话：他和他的革命战友们尚未取得胜利（Por ahora）。他向同胞们传达的信息是：革命并未终结，只是暂时搁置。

重大转折点出现在亚里监狱。在乌戈·查韦斯军事政变失败后，马杜罗是少数几个获准探望狱中“司令”查韦斯的平民之一。官方并未提供这些会面的具体细节，但查韦斯早期的战友证实，马杜罗是这位被囚禁的军官在建立“第五共和国”时最先倚重的平民之一。

马杜罗曾担任秘密信使，在被监禁的军官和海外民众运动之间传递信息。在那里，他与查韦斯建立了绝对的忠诚关系，并结识了他毕生的伴侣和战友——强悍的律师西莉亚·弗洛雷斯，当时她正领导着查韦斯的辩护团队。这对搭档（马杜罗和西莉亚）后来成为该政权坚实的文职核心，是保护军方后盾的幕后策划者。

查韦斯获释并获得赦免后，第五共和国运动党（MVR）成立，并于1998年凭借该党当选总统。马杜罗是第五共和国运动党的创始人之一，巩固了他作为查韦斯第一副总统和最信任的亲信的地位，其忠诚度和权威甚至超越了许多退伍军人。马杜罗出身于工会运动，后步入政坛，于200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于2005年至2006年短暂担任议长。在此期间，他与西莉亚·弗洛雷斯结婚，后者后来成为他决策圈中的关键人物。

这种交汇点以及工会、政党和家族之间的种种联系，将构成马杜罗政治网络的核心。与查韦斯相比，他是一位口才平平的平民，但他却深深扎根于政权的组织结构之中。他与领导人的家族有着直接的联系，能够将军队与工人阶级、政党与国家，甚至委内瑞拉与古巴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

一位具有革命色彩的外交部长

2006年8月，查韦斯任命马杜罗为外交部长。当时，玻利瓦尔革命正处于鼎盛时期，石油价格超过每桶100美元，广泛的社会福利项目惠及民众，革命领袖也公开向华盛顿发起挑战。

作为外交部长，马杜罗成为对抗美国霸权的轴心构建者。他深化了与古巴的联盟，共同创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并制定了以优惠价格向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供应石油的“加勒比石油计划”（Petrocaribe）。通过这些机制，他与那些在政治上对加拉加斯有所依赖的国家建立了关系网络。他还通过在能源、国防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协议，加强了与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在国际论坛上，他公开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2009年，他促成了加拉加斯决定与特拉维夫断绝外交关系，以抗议始于2008年底的加沙战争。数月后，他接见了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并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些举措并非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是与革命话语的根本性转变息息相关。

马杜罗担任外交部长期间（2006-2012年）对于理解他此后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在此期间，马杜罗不仅开展了传统的外交活动，而且忠实地执行了查韦斯公开敌视美国并抵制其在拉丁美洲霸权的战略政策。

在这六年间，马杜罗完善了反帝国主义的理论，使他成为查韦斯之后最合适的国家领导人继任者。在党内，他被认为比任何其他领导人都更接近古巴人和卡斯特罗兄弟，这表明他依赖古巴轴心来保障政权在预期的美国压力下得以生存。当时，“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得到了理解。它不仅包括对弱小国家的剥削，还包括美国在古巴建立的军事基地网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和石油市场的控制以及制裁机制。

在此期间，“马杜罗主义”已臻于完善。该主义认为，美利坚帝国不仅是对手，更是全球秩序一切扭曲的根源；玻利瓦尔革命的使命是捍卫穷人的主权，即使这意味着国际孤立也在所不惜。在马杜罗看来，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全球体系。对抗美国并非一种选择，而是一个想要保住石油财富和国家威望的国家的必然命运。

军事革命的文职继承人

2012年12月，查韦斯面容憔悴，显然是癌症治疗的后遗症，他在电视上发表了告别演说，宣布将前往古巴接受进一步治疗。在这次演说中，查韦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希望，他请求支持者，如果他发生任何意外，请选举尼古拉斯·马杜罗担任总统。通过这番简短的声明，他结束了阵营内部的权力交接之争，将权力拱手让给了文职派，而像迪奥斯达多·卡韦略这样的强大军方人物则被边缘化。

查韦斯于2013年3月去世。马杜罗随即就任临时总统，并在2013年4月的提前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他与对手的得票差距如此之小，以至于反对派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并要求重新选举。然而，法院最终裁定马杜罗胜诉，使他得以接替其导师和革命领袖查韦斯的职位。

从一开始，马杜罗就意识到自己缺乏查韦斯那样的个人魅力和传奇气场。他的演讲缺乏激情，电视形象也远不如查韦斯吸引人。但他继承了一台强大的党机器，一个通过忠诚网络掌控的军方机构，以及一套法律专为革命及其领导人量身定制的政治体系。最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一个他称之为“穷人革命”的项目，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项目。但代价也极其惨重！

在查韦斯下台后的几年里，经济噩梦开始全面爆发。油价暴跌，加上过度依赖国家石油公司的收入，最终对委内瑞拉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但政府的经济政策、货币管制、猖獗的腐败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才是导致这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崩溃的根本原因。2014年至2021年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约四分之三，这是现代史上除战争或国家解体外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在2018年和2019年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水平。之后，政府通过未公开的货币浮动机制，允许美元在日常交易中进入市场，才勉强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对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来说，这意味着严峻的现实：没有体面的工资，没有进口药品，在这个拥有世界最大石油储量的国家，加油站前却排起了长队。

根据华盛顿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仅在2017年至2018年间，制裁就造成了约4万人死亡。

迅速崩溃和大规模撤离

马杜罗不仅继承了总统之位，还肩负起延续查韦斯经济和政治计划的重任。这项计划建立在与美国彻底斗争的基础之上。查韦斯发起的与华盛顿的冲突，如今已成为在经济崩溃之际支撑该政权的最后意识形态支柱。这场冲突已升级为一场全面的经济战。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将马杜罗贴上“独裁专制者”的标签，指责其涉嫌腐败和毒品走私，并对石油和金融领域实施了严厉制裁。

马杜罗断然否认美国的说法。他在演讲中强调，委内瑞拉是一个“拥有制度、宪法和选举的国家”，他是通过选票而非政变上台的。他指责华盛顿利用民主和人权的口号，为针对委内瑞拉人民而非其政府的经济封锁和集体制裁辩护。

至于与毒品走私、腐败和“太阳卡特尔”网络相关的指控，他称之为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出于政治动机捏造的谎言，旨在服务于政权更迭的议程。他指出，与邻国相比，委内瑞拉并没有显著的可卡因生产记录，而将委内瑞拉官员定性为“毒品恐怖分子”仅仅是为了使军事威胁合法化，并向军队和统治精英施压，以推翻合法政权。

尽管美国情报机构自身的独立调查大多驳斥了特朗普的说法，认为其夸大其词或毫无根据，但这却为他的政府在委内瑞拉附近集结军事力量提供了正当理由。

更重要的是，专家指出，走私到美国的大部分可卡因并非来自加勒比海，而是经由太平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3年的一份报告（基于美国缉毒局的数据）显示，可卡因北上的最大贩运路线是经由太平洋，约占总货运量的74%，而走私者则利用飞机将部分货物经由加勒比海运送。同样，BBC的一篇报道也指出，委内瑞拉并不生产大量的可卡因；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才是该地区的主要可卡因产地。

根据美国缉毒署2025年的报告，美国缴获的可卡因中有84%来自哥伦比亚，报告还提到了其他参与运输和过境的国家，但委内瑞拉并未在报告专门讨论可卡因的部分中被明确提及。

但真相似乎对美国政府来说并不重要。制裁始于2015年，并在2017年华盛顿将矛头指向委内瑞拉债务后加速推进。2019年，美国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实施直接制裁，阻止其石油在美国市场销售，随后数十亿美元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在此期间，马杜罗政权的种种暴行也开始显露。2014年和2017年的抗议活动遭到残酷镇压，导致数十人死亡。国际人权组织指控他实施了广泛的酷刑和任意拘留。在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罪行之前，美国一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而该法院也对马杜罗政权的反人类罪行展开了调查。

在此期间，大规模移民成为委内瑞拉局势的一个显著特征。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估计，约有79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该国，分散到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和巴西等邻国，以及美国和欧洲。

美国人、反对派和地区竞争对手都将这些数据视为对该政权失败的无声公投。一场声称代表穷人的革命，怎么会迫使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背井离乡，而且往往是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支持者则反驳说，外部制裁和美国的禁运严重损害了经济，而经济流失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在不公平的全球市场中寻求机会，而非该政权本身的非法性。

2021年，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晗访问了委内瑞拉，并提交了一份报告，证实美国和欧洲的制裁严重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阻碍了食品、药品和零部件的进口，导致国家收入急剧下降，对穷人和妇女的影响尤为严重。

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区域研究中心等国际机构的其他报告证实，崩溃的根源也在于管理不善、腐败、机构薄弱和缺乏货币独立性，而制裁只会加剧这种情况，而不是从头开始引发这种情况。

马杜罗本人倾向于第一种说法，这也不难理解。在他的演讲中，委内瑞拉正遭受与古巴类似的围困，被“经济和金融封锁”所困扰，目的是推翻该政权，以此惩罚其反抗行为。他大量使用“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一词，并反复强调制裁并非针对政府，而是针对人民。

这种论调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的共鸣，尤其是在将制裁造成的损失和集体损失与从这些制裁造成的混乱中获利的银行和公司的利润进行比较时。

但国际媒体报道——即便是那些对马杜罗并不敌视的媒体——所描绘的加拉加斯日常生活现实，也揭示了一种奇特的共存现象：经济萎靡不振与新精英阶层挥金如土。报道显示，贫困社区居民依靠政府补贴的食品配给度日，而与之仅一箭之遥的却是只接受美元的豪华购物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制裁似乎只是加剧或加剧了本已不平等的局面，而非一切制裁的充分理由。

一个不受政变影响的政权

2019年1月一个炎热的早晨，“胡安·瓜伊多”这个名字突然出现在新闻中，令人始料未及。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位在选区外鲜为人知的委内瑞拉议员，站在加拉加斯广场的一个临时平台上，举起右手，宣布自己为共和国“临时总统”。那一刻，他面前的街道上挤满了马杜罗的反对者，梵蒂冈的旗帜与委内瑞拉国旗并排飘扬，美国大使甚至在许多人还没完全记住他的名字之前，就发推文表示承认这位新总统。

瓜伊多的故事始于多年前，在反对党人民意愿党（Partido de Voluntad Popular）内部，他是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些年轻人成长于民主转型的叙事中，并坚信外部压力和制裁可以迫使该政权进行谈判，甚至崩溃。

但他的黄金时刻出现在议会主席轮值制度下，他得以援引宪法中关于总统职位空缺的条款。一夜之间，这位此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媒体眼中反对派的象征，并获得了华盛顿、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首都的直接支持，也成为特朗普政府寄予厚望、不费一枪一弹就能推翻马杜罗政权的希望之星。

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瓜伊多成功动员了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这让饱受经济崩溃和政治压迫之苦的委内瑞拉民众燃起了希望。然而，作为查韦斯和马杜罗政权支柱的军队却并未接受这种新的叙事。瓜伊多试图瓦解军队内部的忠诚，以及伴随其不服从号召而来的有限叛逃，都不足以改变力量平衡。

随着时间推移，街头抗议的势头开始减弱，疲惫和分裂也悄然渗入反对派内部，与此同时，有人指责临时政府驻哥伦比亚大使腐败和滥用冻结资金，并批评瓜伊多过度依赖外国势力。

因此，瓜伊多的故事从一位迅速崛起的另类总统，转变为外部政权更迭局限性以及美国政策在面对一个拥有强大本土支持的政权时显得软弱无力的例证。瓜伊多的形象在许多西方国家的首都仍然鲜明，被视为“民主委内瑞拉”的象征，但在加拉加斯和其他城市，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最终他悄然离开委内瑞拉流亡海外。对于马杜罗的支持者来说，瓜伊多的经历证明了美国计划的失败，以及唯唯诺诺的反对派无法了解民意，也无法理解民众的诉求。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经济崩溃、国际压力以及反对派领导人发动的未遂政变的情况下，马杜罗政权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的确，当胡安·瓜伊多登上讲台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时，马杜罗政权似乎岌岌可危。坊间盛传马杜罗即将下台。但实际上，加拉加斯政权多年来一直在幕后构建一套防范此类“软政变”的安全网。

巩固政权的最重要支柱是军队。自查韦斯时代以来，军队机构通过提拔忠诚的军官以及将大部分领导层与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而得到重塑：部长职位、港口和公共公司的管理，以及对采矿和燃料分销等利润丰厚行业的监管。

在这些压力下，马杜罗发现自己与军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军方是他应对任何内部冲突或外部威胁时赖以生存的硬实力来源。他明白，单靠意识形态不足以将数十个派系和领导人团结在他的旗帜下。政府向军方精英提供各种服务和特权，以加强和深化他们与政权的联系——这在威权国家是一种常见做法，因为在这些国家，军队的忠诚被视为政权稳定的基石。

马杜罗成功地将巩固政权作为其延续自身影响力和特权的手段，并以煽动性和情绪化的言辞来对抗企图摧毁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绿洲的邪恶联盟。

因此，在2019年，华盛顿正在与之对话、并在电视上观看瓜伊多讲话的那位将军，不仅要做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还要决定是否愿意放弃他所拥有的特权以及他在国家内部建立起来的影响力网络。大多数人选择维持现状，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哈瓦那方面传递的信息让政权核心成员确信，试图从外部迅速改变政权并非易事之后。

马杜罗上任伊始便致力于扩大军方在经济中的作用。他赋予高级军官对利润丰厚的行业的控制权，涵盖进出口、矿业、黄金以及非法采矿等领域。他还允许其反对者所称的“太阳卡特尔”的成立，这是一个由军方领导人组成的网络，华盛顿指控其参与毒品走私和洗钱活动。

除了制裁之外，美国国务院还悬赏重金，征集能够抓捕马杜罗的信息。2020年，国务院悬赏1500万美元征集能够逮捕或定罪马杜罗的信息；2025年1月10日，国务院将悬赏金额翻倍至2500万美元。2025年8月7日，在美国财政部将“太阳卡特尔”（特朗普政府指控马杜罗领导的组织）列为全球恐怖组织后，悬赏金额再次提高至5000万美元。

虽然制裁确实削弱了国家，加重了社会负担，但也为马杜罗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动员叙事，因为他可以将经济危机描述为外部封锁的结果。

这项政策的代价显而易见且不容否认：它助长了进一步的滥用权力行为，可能通过瓦解国家资产（例如国家石油公司）来削弱国家，从而使由高级将领和商人组成的“深层政府”得以巩固。然而，这些制裁和政策也为该政权提供了一层保护，并使其拥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他们深知马杜罗的垮台可能使他们面临国际制裁。这使得对美国的敌意——即便美国威胁要实施制裁和起诉——成为维系委内瑞拉统治精英团结的纽带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杜罗并非唯一一位被特朗普政府指控与毒品交易勾结的拉美国家总统。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也面临同样的指控，在哥伦比亚和美国总统关系紧张数月后，他随后被列入“克林顿名单”。

除了军队之外，马杜罗还建立了一套平行的国民警卫队、“人民防卫队”民兵和社区委员会网络，这些机构会随着每一波外部威胁的到来而重组。在2015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宣称已准备好“动员450万民兵保卫祖国，抵御任何侵略”。

这些民兵组织不仅受意识形态驱动，还受益于政府自查韦斯时代以来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委内瑞拉政府已为数百万终生居住在贫民窟的公民提供了住房。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成就，但美国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然而，在拉丁美洲，数千万人生活在没有自来水和像样屋顶的贫民窟中，这项成就无疑将建立起一个主要不关心政治的支持者网络。

在马杜罗的反对者眼中，这一切不过是巩固一个由武装团伙和经济特权支撑的独裁政权。但在他的支持者看来，这代表着革命的转型，从一位魅力型领袖的统治转变为由党、军队和民众委员会交织而成的组织结构，确保即使领袖倒台，玻利瓦尔主义的理念也能延续下去。到目前为止，支持者的豪赌似乎正在奏效。

2024年大选与全球转折点

2024年7月28日，委内瑞拉举行总统选举。许多人预测，这次选举至关重要，要么是革命和马杜罗政权的决定性胜利，要么是他们的终结。

反对派多年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但这一次，从表面上看，他们成功地将大部分支持者团结在一位候选人——退休外交官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周围，此前，他们淘汰了激烈的反对派人物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后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将奖项献给了唐纳德·特朗普。

但投票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宣布马杜罗赢得第三个任期。然而，反对派公布了自己的选举结果，并指责政府存在广泛的舞弊行为。

在外交上，美国和一些欧洲及拉丁美洲国家不承认选举结果，认为这是自2018年选举开始的非法授权的延续。

相比之下，加拉加斯的传统盟友——古巴、尼加拉瓜、伊朗、俄罗斯和中国——迅速向马杜罗表示祝贺，声称这是委内瑞拉在面对华盛顿领导的战争时取得的胜利。在围绕已公布的选举结果的争议持续发酵之际，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总统和外长举行会晤，讨论各自国家的立场。会后，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选举委员会公布各投票站的计票结果。他们还敦促所有政治和社会人士在当时的示威活动中保持克制，以维护公共秩序，防止局势演变为暴力冲突。然而，来自邻国巴西的打击尤为沉重。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宣布，他反对委内瑞拉加入金砖国家，理由是对选举的公正性表示担忧。

就合法性而言，马杜罗如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岌岌可危。他没有应对这些挑战，而是选择了外交孤立的道路，切断了与周边地区10个国家的外交关系，结果在被美国和欧洲围困之前，就已经在非洲大陆内部日益孤立。

说到邻国，必须指出的是，马杜罗在2024年和2025年的演讲中频繁使用“法西斯主义”一词来指代国内外的反对派。当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上台时，马杜罗称他为“新法西斯分子，企图将阿根廷变成市场的保护国”。马杜罗毫不犹豫地声称，委内瑞拉反对派与一条从华盛顿经马德里延伸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西斯轴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反，拉丁美洲和西方右翼和中间派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马杜罗本人代表了一种“民粹主义威权主义”，这种威权主义利用左翼语言来掩盖少数人统治，而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只不过是试图在一个格局已经改变的世界中重现冷战叙事。

但对马杜罗而言，这场对抗的关键不仅在于他对对手的描述，更在于他在正在重塑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如今，欧洲（法国、意大利、德国）极右势力崛起，特朗普重返白宫，拉丁美洲也出现了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政策以及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制裁相一致的右翼政府。

在此背景下，马杜罗将自己与古巴、玻利维亚以及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一些思潮一起，视为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反法西斯运动，组织节日和会议，并就反对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发表联合声明。

这种论调也引起了部分阿拉伯左翼人士的共鸣，他们认为马杜罗延续了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言论和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但又具有21世纪的特征。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仅是马杜罗是否符合自由主义的民主标准，还在于他是否属于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声援巴勒斯坦、对抗极右势力的阵营。

马杜罗寄希望于多极世界格局，但各大强国却忙于其他事务。俄罗斯已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提供外交支持。俄罗斯还向委内瑞拉提供了燃料、小麦和军事装备，俄罗斯官员称赞马杜罗“经受住了一场不人道的经济战”。但两国关系错综复杂。俄罗斯目前正忙于乌克兰事务，其对委内瑞拉的兴趣在当下似乎并非明智之举。

然而，中国的投入更为深远。北京已为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电信和石油项目提供资金，并购买了该国77%的石油出口。在国际上，伊朗似乎是委内瑞拉的盟友，或者说是同病相怜的受害者。两国都受到美国的制裁，并将这种另类的联盟视为生存之道。

关键在于，马杜罗并不把这些联盟视为其政权的救星，而是将其视为国家赖以生存的氧气和空气。如果他能将石油卖给印度和中国而不是美国，如果他能从其他国家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融资，如果他能与东方国家合作开发技术而不是依赖西方，那么美国扼杀他的能力就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或几乎消失。这就是他的赌注。

华盛顿的最后一搏

面对一个由既得利益网络和高效安全机构支撑的政权，以及古巴和俄罗斯在阻止政变和内部渗透方面的专业知识，华盛顿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避免了全面入侵的风险。多位专家分析指出，这一战略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重点在于系统性地瓦解该政权的权力和金融网络。特朗普曾暗示了这一转变，他表示，在确保制海权之后，美国现在正将注意力转向陆地。

华盛顿的豪赌，或者说其瓦解战略，包含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方面是可控的军事压力，即利用从安全距离发射的精确制导导弹，打击情报和军事目标，以及与毒品走私和非法采矿网络相关的设施——这些网络构成了该政权的经济支柱。其目标并非彻底摧毁，而是让该政权核心成员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第二方面是网络和情报行动。中央情报局被授权开展更强有力的行动，这被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武器。网络行动可以通过干扰高级军官的月薪来瘫痪他们的行动，或者利用信息战来使军方相信放弃马杜罗势在必行，并提醒他们美国干预巴拿马和海地等国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军队彻底瓦解。

第三方面是押注军队分裂，该战略假设外部威胁将迫使害怕失去影响力和财富的将军们牺牲马杜罗，以保住政权并避免其瓦解。

在加拉加斯，局势升级导致政权领导层一片混乱。包括西班牙《国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显示，查韦斯主义领导层高层一片沉默，包括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在内的高级官员均未发表强硬声明，这表明他们已用尽惯常的应对手段，转而采取谨慎观望的态度。

其他报告证实，该政权已转而采取防御工事战术，表明其已进入高度戒备和防御状态，而非采取进攻威胁。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沉默反映出军队内部的真正焦虑，他们明白自身的存亡取决于能否顺利度过这一阶段而不至于分崩离析。

在这种防御策略下，公共话语成为马杜罗动员和团结民众的主要工具。在2015年11月15日的讲话中，马杜罗将自己以及他与美国总统之间的当前斗争比作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声称历史上大卫总是最终获胜，而他现在得到了上帝的子民——也就是委内瑞拉人民——的支持。随后，他阐述了“街头和平”策略，呼吁建立“一体化的基层玻利瓦尔委员会”，负责在“和平、和平、和平”的口号下全面保卫社会，他用英语重复了这一口号。这一策略旨在将冲突从军事领域转移到民事领域，从而阻碍任何外国干预或内部政变。

总之，美国采取的战略以及特朗普押注委内瑞拉政权垮台的做法似乎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但它仍然是全面入侵（鉴于全球威胁不断升级，美国无法采取全面入侵）和完全孤立之间的一种折中方案，而完全孤立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美国人一直声称恐怖主义、毒品以及委内瑞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与他们对美国国内局势的影响有关。

至于马杜罗，他仍然决心继续掌权，并在11月的演讲中用最后的誓言总结了这一局势：“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殖民地和奴隶，而是永远、永远、永远自由、独立和主权。”

马杜罗会垮台，还是他周围的世界会垮台？

让我们回到起点：2025年1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南方之矛”行动，并对声称运载毒品的船只发动袭击。华盛顿宣称其正与恐怖主义贩毒集团进行一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准备对委内瑞拉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而委内瑞拉则威胁称，如果美国干预，该国将变成新的越南。

局势的确错综复杂。一方面，经济陷入新危机，通货膨胀再次抬头，货币暴跌，公民持续外流。另一方面，由于其内部防御、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地缘政治支持，以及对捍卫主权、抵御真正外部军事威胁这一叙事的巧妙布局，该政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那么马杜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究竟是民选的恐怖分子和毒贩？还是誓死捍卫国家利益的国际主义革命家？事实上，他并不完全符合这两种描述。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者，曾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在历史动荡之际突然掌权。他接手革命时，国家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而他缺乏在崩溃前进行结构改革的远见卓识。他也缺乏在不依赖安全和军事机构的情况下应对危机的必要民主制度。但他确实拥有政治才能。

马杜罗深谙如何缔结联盟，尤其是那些华盛顿政策强加于他的联盟，从哈瓦那到莫斯科、北京和德黑兰，无所不包。他懂得如何利用反帝国主义的论调来巩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合法性。即使在混乱之中，他也懂得如何通过住房建设和社会福利项目来维持支持基础。

与此同时，他所领导的国家被独立组织指控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他领导着一个混合型经济体系，融合了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裙带关系和黑市交易——正是这个体系导致了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以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他所统治的体制腐败横行、缺乏问责制，公民自由受到严重限制。

对阿拉伯读者而言，马杜罗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反美”或“亲巴勒斯坦”（尽管这些立场至关重要），更在于他正处在我们地区极为熟悉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关乎抵制一个过度扩张的帝国与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内部制度之间，关乎解放的言辞与威权统治的实践之间，关乎捍卫主权与垄断政治之间。

此时此刻，马杜罗看起来像个悲剧人物；他是一个不能退缩的人，面对的是一个输不起的帝国。